吴念真在《台北上午零时》谢幕时上台和观众互动。
《台北上午零时》（以下简称《台北》）是大陆引进台湾绿光剧团的第一部戏剧，观众和媒体都很买帐。不仅一票难求，北京和上海的媒体也都陆续发了不少剧评。这几天，我的微信每天都会蹦出一篇新的剧评——这让我略有些惊讶。
坦白讲，以“戏剧”的标准来看，这并不算一出特别值得讨论的舞台作品。这出戏剧的受关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吴念真在文艺青年群体中的号召力，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观众对海峡对岸戏剧发展的好奇。这部戏和它所属的“人间条件”系列被台湾媒体称为“国民戏剧”，意为面向大众，不设门槛的戏剧。
《台北》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阿生、阿嘉、阿荣背井离乡来到台北的铁工厂作坊当学徒，三个年轻人都爱上了铁工厂老板娘的侄女阿玲。阿生直到中年与阿玲再度相遇前，都为了阿荣隐忍自己的感情。阿玲被铁工厂老板强暴，阿荣害怕她始终无法摆脱骚扰，冲动之下杀死了老板，之后坐了九年牢狱。阿嘉则娶了不幸怀孕，却想把孩子生下来的阿玲，并发誓照顾她一生。这是主线情节，其间还穿插了林美秀扮演的阿姨的人生故事，以及阿生、阿嘉、阿荣三人间的情谊。
《台北上午零时》剧照
前面已经说过了，从“戏剧”的层面来探讨，这出戏并不算出彩。吴念真更多的是以“影像思维”来考虑舞台呈现，这跟他早年一直拍戏，写电影剧本的经历有关。但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是平面的呈现，而戏剧不仅是一个三维，同时也存在观演关系。以影像思维来处理戏剧，难免会有不足。
《台北》采用火车通过的“嘀嘀”声和灯光明暗来切换场景，也算巧思，但过于频繁的时间线穿插和场景转换放在舞台上显得零碎和缺乏重心。空间调度略显单调，要么是两三个人在面店、山东大饼店和铁工厂的角落对话，要么是在舞台中央的群戏。台词过于生活化，有时难免让人走神。
这些在我看戏前就已经有所预见，那时觉得这出戏剧最动人的应该是故事。构成《台北》的情节每个都的确很有力度，单独拎出来可以写出一个短篇小说。但为了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导演把这些情节全部安放在主角身上，就显得过于离奇——太像《故事会》里的市井传奇了。或许对台湾观众来说，会认为这的确是一出“接地气”的作品，可是大陆观众在观看时，由于对剧中的人物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都不甚了解——就算了解，也是隔了一层，很难真正地产生代入感。
但我还是被这部戏感动了，真正打动我的是人物。阿荣冲动，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不惜杀人；阿生隐忍，为了阿荣压抑自己的情感，在阿荣坐牢期间还一直假装阿玲写信给他；阿嘉婚后，为了让自己不偏心而放弃生下自己的孩子；阿姨在阿荣坐牢期间一直为他存钱。
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与义，是跨越时代和地域的，这才是《台北》最动人的地方。这其中有演员的功劳。台湾演员将表演处理得细腻真实，令观众就算无法由故事代入，也能被打动：好吧，故事虽然有些扯，但这些人物的个性如此鲜明，情感却又这么真实。有批评认为林美秀和黄韵玲两个女主演动不动就哭，情感过于泛滥，我却认为这恰恰是动人之处。她们在舞台上表现出真实的情绪，才能以情感拉动观众。
《台北》演完也好几天了，我看到的评论有批评也有赞赏，批评的大都出于对舞台效果的不满，喜欢的也着眼于认为情感真实。
文学和艺术创作有两种不同的取向。按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来划分，就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反对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反对纯艺术的文学，强调文学的作用是“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为艺术的艺术”主张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没有善恶，只有美丑。”
对《台北》这出戏剧评价的分歧，实质上也代表了两种评价标准。从戏剧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出剧无甚可取之处，既没有拓展戏剧表达的边界，也缺乏艺术高度；而从“为人生”的角度来看，它非常好：真诚、细致，情感丰富，反映了现实，又能给人以慰藉。
为人生的艺术，本质上是艺术上的“写实主义”，要求艺术能对现实作出反映，同时也能对现实有所影响。吴念真一向主张艺术应该是面向大多数的，亦能引起当局注意，说明问题。他写小说，是为了表达自己和身边人的境遇。转向拍电视剧，又是因为觉得自己关心的人群不太看文字，更容易接收到影像，就算影像无法改变现实中的苦难，但人们能从中得到“安慰”。
在戏剧创作中，他也将这样的思路延续下来。吴念真和绿光剧团所倡导的“国民戏剧”，本来就是想做出能让更多人看懂并喜欢的通俗戏剧。这无可厚非。虽然戏剧本身被认为是精英化的艺术形式，但它其实具有极大的丰富性，能容纳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既可以是单纯对“美”和形式的追求，也可以只作为容纳内容的容器。而这，不正是戏剧迷人的地方吗？
